微观史学：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新潮流与挑战

微观历史学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起源于意大利，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地得到广泛反响，成为一种国际历史潮流。它的兴起深受格尔茨的文化人类学和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并且与当代西方史学总体潮流中的新文化史运动密切相关，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微观历史学具有一般宏观历史学所不具备的优点，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其微观分析方法也受到传统史学家的批评和质疑。如何更好地将微观和宏观研究结合起来，将成为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之一。

微观史学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史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思潮。它是“对宏观社会群体和长期、渐进的社会转型研究的反抗。最初的微观历史学家特别不满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方法，这种方法侧重于在特别长的时期内广泛的主题，微观史学家也被称为长期理论，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学家开创了这一研究潮流，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非常有用和系统的探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测量方法。然而，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微观史学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意大利，而是与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是一致的。主要与当前西方历史主流思潮之一的新文化史运动的兴起和转型有关，常被视为新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微观历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以及微观史学的具体理论、方法和相关争论，并简要回顾了意大利以外的微观史学研究状况。

海登·怀特认为，微观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一种文学修辞中的提喻法，以部分代表整体，以特殊代表一般。 “通过提喻、法律的修辞，可以将两个部分以整合的形式构建为一个整体，但在质量上并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它的每个部分都只是一个微观的复制品。”从理论上讲，微观历史学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特别是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厚描述”方法，并且他深受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首先，微观史试图建立的是一种微观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研究对象是过去历史上的那些小群体或个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信仰、意识、风俗、仪式等文化因素。它们之间相互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宏观政治、环境等因素仅作为整个讨论的一定背景进行介绍。其本质是对文化的“解释性”研究，这与文化人类学的侧重点如出一辙。与对表达文化的符号和仪式的关注相一致。其次，人类学田野调查从方法论上来说是一种微观研究方法，其结论可以放大到更广阔的范围。例如，格尔茨对巴厘岛斗鸡仪式的文化解释可以延伸。作为一般性结论。

此外，“厚描述”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将观察到的现象应用到一定的理论框架中，而是“从一组象征符号出发，试图将它们置于一个概念的结构之中”。 。厚描述因此以书面形式记录了一系列象征性事件或事实，否则这些事件或事实转瞬即逝，但却可以在上下文中进行解释，即在大量的社会话语中，这种方法成功地通过应用获得了最有意义的结论。因此，它成为微观历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方法，如意大利微观历史学家乔瓦尼·莱维说：“微观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利用各种线索、符号和象征。意思是说明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关于过去的知识的问题。”与格尔茨的《与人类学一样，这种微观历史在叙述中充分融入了历史学家本人的主观意识。“历史学家不仅传达他自己的观点” “在微观史学中，研究者的观点成为叙事的内在组成部分。”这也成为微观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 有争议的。除了人类学的影响之外，福柯对微观历史学的影响也是深刻而明显的。正是福柯促使历史学家转向那些隐蔽的、难以察觉的地方去寻找一个社会中权力关系的线索，比如精神病院、监狱、医院、异常的性行为等等，人们认为这些地方揭示理性和正义。无论是科学还是自我概念，我们都可以从被社会忽视的阴暗面从这里走到那里，从特殊中认识普遍特征。

两者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点：（1）微观历史学家和福柯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常常达到相同的目标。他们都关注历史上那些受迫害的人物，如女巫、狂人、犹太人，以及一些强制机构，如宗教裁判所、医院、监狱等； （2）微观历史学家“像福柯一样，努力表明霸权体系如何排除某些被认为是邪恶的、非理性的、异端的或有罪的思维方式”； “两者都有意识地颠倒了现代历史的进步和解放图景，将现代文化描绘成在许多方面不如中世纪文化自由。”从以上两点来看。从各方面的学术渊源以及微观史学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来看，它与新文化史学的情况基本一致。 ①所谓新文化史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西方史学“路标变化”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应和发展。 “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 “陈其能将微观史学视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历史研究方向转变所带来的趋势之一，”他说。在现象学上，这种转变体现在有意识地放弃不久前构建的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解释公式。在各种研究工作中，焦点都转向了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历史。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更加明确地强调研究个体（个性）、独特性和紧急情况。从理论上讲，它要求首先关注的不是“长期结构”（无论是思想结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而是要关注长期结构。历史上的“当事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换句话说，研究的重点不再是超个人的力量，而是个体对结构的解释，而是不同的个体以及每个个体固有的特征。这种评价既适用于新文化史，也适用于微观史。当然，即使在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内部，对微观史学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因而与福柯和格尔茨的理论和方法不一致。仍然存在显着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相反，它增加了他们的多样性。微观历史学并不完全排斥福柯这样的传统社会科学，反对那种历史。文本的、非历史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在这些历史文本之外还有一个现实，一个可以被了解的现实。基于这种认识，微观史学的代表之一卡洛·金兹堡将历史学家的工作与艺术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或侦探的工作进行了比较。除了通常的研究方法之外，还需要从琐碎的细节中发现历史线索，梳理线索和蛛丝马迹，甚至像古代的猎人们那样，“跳过表面可见的毫无意义的证据，达到至少无法直接观察到“复杂的现实”。

“对于猎人来说，他的眼里只有猎物，没有自我。他的立场与福柯等人截然相反，这让人想起雅克·德里达的一句名言“除了文本，什么也没有。”金兹堡个人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后现代主义批评它们是“垃圾”和“廉价的虚无主义”，至于微观历史学与格尔茨的人类学研究模式的不一致，主要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人类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学科，基本上是所有新的文化史研究在借鉴人类学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基于档案、材料和其他文本的历史研究永远存在质的区别。像人类学家那样直接观察或拜访他们想要研究的个体或群体，不可能与研究对象建立起互动的、直接的联系，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史料和证据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微观史学建立并形成了独特的方法体系。另一方面，微观历史学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侧重于文化或社会因素。 ，即所谓文化微观历史学和社会微观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微观历史学家中的微观历史学。作为这一取向的代表人物，莱维指出：“在我看来，微观历史学和解释人类学之间的主要观点差异在于，后者在公共符号和符号中看到了连贯的意义，而微观历史学则寻求定义和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微观历史学是对旧社会科学史的延伸，而不是对它的否定”。因此，微观史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属于一种文化史，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的分析；虽然微观分析的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不能完全忽视更广泛的语境和背景。

如前所述，微观史学的研究重点是历史上特定时空内的个人和群体，人类学则为其提供了理解的视角和解释的手段。但在实践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显然不适用于历史学家。因此，如何从有限的对象和狭窄的范围中收集证据、识别史料，可以说是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微观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形成了两种基本的方法模式：主名范式和证据范式。首先，在微观史学家看来，所谓提名法是指“将历史考察的规模缩小到能够准确确认身份的人”。无论是金兹伯格的梅诺奇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还是乔纳森·斯彭斯的妻子王，这些都是一种针对有血有肉的个体的微观历史研究。早在1979年，金兹伯格和卡洛·波尼就共同撰写文章指出，名字（包括人名、地名等）是“引导研究人员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索”。 “汇聚到名字中并从名字中发出的线索形成了一张紧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

”）通过使用名称作为基本关键词，研究人员可以在大量档案中进行搜索和交叉引用，例如税务记录、出生登记、公平行为、法庭文件和其他不同的材料。可见，一个人的名字不仅可以还原这个人的生活轨迹和内心思想情感，还可以重构围绕这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方法在研究中是切实可行的，它决定了研究的规模必须具体、微观，同时要求研究必须建立在非常丰富的档案数据的基础上。其次，证据范式又称为“猜想范式”，“其完整含义包括假设”。 ，符号和直觉的含义。金茨伯格用它来说明微观史学在使用史料方面的基本态度，认为未知的物体只能“通过个体的、看似无意义的符号，而不是通过使用可重复和可测量的数据”来确认。规则源自观察。对于金兹堡来说，存在着两种不同取向的知识范式，“一方面是思辨性的，另一方面是严谨的科学性的”。他将科学范式的起源追溯到伽利略时代。这种严格的科学写作模式不仅成为一切自然科学的基本准则，甚至占据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大部分学科领域。史学、当代数量史、社会科学史等都受到这种追求严格科学性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的影响，但“历史学一直是一门非常独特的科学，坚持以科学为基础。具体性。”

？ ？还有历史学家的知识？ ？它是间接的、基于迹象和零碎证据的推测。这一范式也得到了其他微观历史学家的响应。娜塔莉·戴维斯在回顾自己从收集信息到撰写《马丁·盖尔归来》的过程时也有类似的经历。 “自始至终，我都像一名侦探一样工作，识别我的原始材料及其原理，将来自多个来源的线索整合在一起，并对 16 世纪的证据建立最合理和最好的解释，”他说。可能的推测性论点。 “[证据范式或推测范式为微观史学建立了可行的原则。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必要的推测从有限的、不完整的信息中获得合理的解释。”简而言之，微观历史从一系列令人惊奇的事实开始，我们开始寻找一种理论来帮助解释它们。然而，它并不是为了证明该理论，而只是为了表明某个特定的理论可以提供最好的解释。 “这种思辨范式更多地依赖于想象而不是科学，自然成为微观历史学最受诟病的方面之一，尤其是那些偏爱科学和定量方法的历史学家，甚至指责其缺乏对史料的推测。以严格的证据作为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一书中讨论了对微观历史的各种批评，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1）他们的方法和内容。”他们对小规模历史的关注将历史简化为轶事的怀旧，（2）他们将过去的文化浪漫化，（3）？ ？因为他们专注于研究相对稳定的文化，而无法研究快速变化的现当代世界，（4）因此，他们无法研究政治。

这些批评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微观史学的一些客观局限性，但并不能否认它在当代史中的重要贡献。有些批评本身就是微观史学对抽象的、定量的社会史方法的批评。反动力图突破的，比如第一点，就是否定微观的研究视角，这相当于彻底颠覆了整个微观史所赖以存在的根本基础。而且，就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的关系而言，两者不应该是矛盾的。其他批评只集中于微观历史中出现的一些个别问题。在微观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中，很多问题实际上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在对微观历史著作的评价中，有人说“贴近生活、具体细致，这是微观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这也是宏观历史视角所缺乏和无法达到的；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微观史学家并不想走向某种极端，更多的是对过去注重宏观的历史研究的补充和修正。 “从大处着想，从小处开始。”微观历史提供了从另一个角度“深入观察人类历史的机会”。无论是在实际研究中，还是在整体历史理论中，微观史学的成就都不容小觑。

微观历史学起源于意大利，但并不局限于意大利。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新文化史学的兴起，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历史潮流。事实上，一些非意大利历史学家很早就开始探索微观历史。例如，《奶酪与蠕虫》与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并称为微观史学经典之一。法国编年史史学家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的《蒙塔约》一书出版于1975年，甚至比前者早一年。在拉杜里，它能够充分地反映从旧的、宏观的、定量的社会历史模型向新的微观历史和心态历史的转变过程。需要注意的是，1967年，他还在发表1967年“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是一名程序员，否则他就不会成为历史学家”的豪言壮语。 1966年，拉杜里的成名作《Languedo》《Les Paysans》 《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完全是一部费尔南·布罗代尔风格的长期历史，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部“历史”。没有字符。”但在《蒙泰约》中，他的观点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不仅借用了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而且看到“直观、真实地考察农民社会已成为研究乡村的最佳途径”。 ”，从而将像蒙泰洛这样的小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置于历史的显微镜下。

此后，法国史学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年鉴学派内部一直在发生“重大转变”。法国史学的这一转向与西方史学从社会史向新文化的转变是一致的。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这导致《年鉴》杂志对其标题和宗旨进行了修改。旧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被“历史、社会科学”、“年鉴学派”或“年鉴-新历史学派”所取代，这一标题也在法国学术界悄然退去，普遍被“ 1989年，《年鉴》杂志编委会写了一篇社论，反思和检讨了该学派过去所强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偏差。过于关注简单（或简单化）和大量可衡量的结果。指标用来衡量社会现象，并试图建立各种分布图和演化曲线来描述和评论它们。 ？我们太热衷于将历史现实的不同方面并列起来。按照经济史所提出的大分工来划分社会类别，然后将文化活动纳入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图的框架中，一种平庸的社会图解方法应运而生，但很快就证明了其自身的局限性。新一代历史学家呼吁抛弃“传统包袱”，跳出“长期牢笼”，开始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在保持宏观历史视野的同时，重新燃起对政治和政治的浓厚兴趣”。代表被理解为集体思想的体系；近20年来，随着社会科学领域重新强调个人及其信念或认知的作用，微观历史视角逐渐出现；源于语言学 随着哲学“语义”观的兴起，“叙事”和“诗学”问题成为历史方法论的中心问题。

“微观史学的兴起可以说是最明显、最核心的新趋势之一。第四代年鉴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雅克·雷维尔在谈到法国微观史学时，坦言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从三个层面阐述了微观分析对法国史学的意义：“微观分析首先可以理解为脱离历史模式对社会普遍接受的分析。从一开始就隐含或明确地嵌入宏观结构中，使得摆脱刻板印象并批判性地审视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段和方法成为可能。此外，它（在一些人类学家的领导下）提供了一种实用的史学。 “在主张微观历史的历史学家看来，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实践都可以通过人物的个人策略来看待。通过比较微观分析方法与社会历史模型的差异，雷维尔用四个“重新定义”来进一步说明微观历史的独特性：（1）社会历史分析假设的重新定义；（2）社会策略概念的重新定义微观历史研究在德国也广泛开展，称为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针对小型乡村社会和家庭的大规模研究。德国启动了前工业时代的研究计划，形成了微观历史研究的强劲趋势。

汉斯·梅迪克是德国日常生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名言“小即是美”是他对微观历史的解释，但正如伊格尔斯评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轶事历史脱离了更大的语境”。事实上，梅迪克坚持认为：历史应该将关注点从“中心”机构转移到外围，在那里，有可能发现不符合既定规范的个人。个体只能被理解为更大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他所追求的微观历史学的建立离不开宏观的社会语境。”德国微观历史学实践者也表达了对格尔茨的关注。他们对人类学理论怀有深深的敬意，文化常常被他们用来替代经济和人口分析。然而，他们理解的文化并不是格尔兹的符号学体系，而是“看到分化和冲突概念的体系”；此外，对于量化和统计等社会历史方法，他们也不是完全排斥的： “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与社会科学方法密切合作，包括对长序列的计算机分析。”由此可见，借鉴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两大倾向的划分，德国的日常生活史显然可以归入微观社会史的范畴，并且更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阿尔夫·吕特克。德国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也讨论了日常生活史的主要特征。

与德国相反，美国的微观历史研究似乎更注重文化因素，阐释符号、符号、仪式等微妙的文化意义。例如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罗伯特·达恩顿的《 《猫大屠杀》，两者都是以一个特殊的个体或一个特殊的事件为出发点，运用大量的文学素材，还原和展开一段微观的历史叙事。其中，无论是马丁的跛行、猫和杀猫的象征、作坊学徒的各种仪式等等，都成为历史学家解开我们文化症结的钥匙。

另外，例如，唐纳德·凯利93在对《马丁·盖尔的归来》的评论中，不仅将这本书与勒罗伊·拉杜里和金兹堡的杰作并列为一个缩影。史学代表也指出，它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尤其是格尔茨所谓的“厚描述”和“乡土知识”概念在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戴维斯来说，农民，特别是农妇，她们是经济和性冲动同时存在的人，以及在大多数正统历史学家眼中被忽视的文化传统和能力，这种重点的转变已经从因果分析转向了重建社会模式。从量化到定性评价，代价是视野的缩小和视线的降低，但也恢复了历史认识的深度、人性和色彩。后者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对整个美国微观史的评价，以石敬虔的另一部中国史研究著作《王夫人之死》为例，因为它的题材是从欧美转移过来的。 《历史》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得到很多西方历史学家足够的重视，但无论从它的叙述手法和成书年代（1978年）来看，它都符合微观历史兴起的趋势。本书的研究重点是1668年至1672年的山东郯城。“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关注的焦点是那些生活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之下的人：农民、长工及其妻子，以及那些与政府和政府没有关系的人。”在困难的时候，任何强大的氏族组织都无法依靠。”作者讲述了四起互不相关、历史上不重要的琐碎事件，但对于卷入其中的普通百姓来说。 ，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此外，与欧洲历史档案资料相对完整、丰富不同，中国地方史料的记录和保存极其不完整。石敬虔的选材和用料也值得借鉴。所用史料主要有三类：一是郯城县志，二是郯城县令黄留洪的诗文集《赋转全书》，三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个中国工作室。这是官方记录和士大夫言辞加上文学传说的有趣结合，从中我们实际上可以一窥清初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石敬虔的这项研究不仅在内容上更为中国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所熟悉，而且针对中国史料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大胆创新，而且从微观分析的角度也独具特色，因此非常值得借鉴。值得我们回顾。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考。

总之，微观史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历史学中流行的一个重要研究思潮，并在各国得到广泛发展。同时，作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微观历史也在改变整个历史走向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彼得·伯克在2001年修订他10年前编辑的《历史写作新视角》一书时，特意在每篇文章的末尾添加了一段文字来介绍每一个新视角。 20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最新变化和发展。指出，微观史学依然保持繁荣态势，尤其体现在大量微观研究新作的不断发布。对于微观历史学的前景，伯克提出：“历史学家也许应该像物理学家一样，必须学会容忍替代方案和看似不相容的概念，微观历史学家的粒子与宏观历史学家的长波阶段共存，我们缺乏的是历史的等价物。”对于尼尔斯·玻尔来说，互补性成为一种美德。”这个建议既适用于微观历史学家，也适用于他们的批评者。 ，也能更好地体现当代史学的包容性和开放精神。至于理想的微观历史形态，也只能以此为基础来实现。匈牙利历史学家 István Sz-ijártó 提出的四个方面可以被视为对伯克的进一步补充，伯克说：“[理想的微观历史作品]将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它传达生活经验；它既扎根又可靠。”在现实中，通过关注事件、人或社区而传播；它表明了普遍性。”未来的历史学家，我们不妨更安心地看待各种历史研究方向，以及伯克提到的互补美德；对于微观历史，我们还可以根据这四个标准来判断其优势和缺点，而少讨论其权利和错误。 。